难以言说的“侵害之耻”
作者：谢焱     时间：2025-11-12

《日本之耻》是2018年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以伊藤诗织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详细记录了她从遭遇性侵到提起诉讼的全过程。2015年，伊藤诗织在一次工作会面中被一名传记作者性侵。从此，她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维权之路。

报案遭遇重重困难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警方在接到报案后应进行初步调查并决定是否立案。伊藤诗织在遭受侵犯后，先是求助于援助中心。这里由志愿者运营，没有医疗调查工具。医疗调查工具只有医院有，而医院只会供应给警察局，所以报案还是只能前往警察局。五天后，伊藤诗织来到当地警察局报警，希望由女警接待，然而唯一的女警是交通警察，无权立案，所以她又被分配到另一个警署，接待她的却依旧只有男性警察。伊藤诗织提供了包括监控录像、证人证词在内的多项证据，然而，警方却要求她必须重现当时的情景。回忆起这段报警经历，伊藤诗织的表情变得痛苦而又无奈。她声音颤抖地描述道：“三个男警察让我躺在一个柔软的蓝色垫子上，拿来一个真人大小的假人，放在我的身上，移动它，并问是这样还是那样，并对着我们拍照。”那一刻，她本不想再回忆的创伤被无情地揭开，那种仿佛又遭受了一次侵犯的感觉让她眩晕又恶心。可为了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她只能咬着牙，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去配合。事实上，有许多受害者并非不想报案，而是出于对警方这种会造成二次伤害的调查方式的深深恐惧，最终无奈地选择了隐忍。这种极具羞辱性的调查方式和对受害者的极不尊重，充分反映了日本法律在性犯罪案件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调查受到多方干预

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2016年8月，检方以“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结果犹如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伊藤诗织的心上。为了上诉，伊藤诗织花了9个月时间自行调查，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她在会上呼吁修改日本法律，指出当时性犯罪案件的判定标准模糊且严重滞后。日本刑法对性侵的定义，依旧固守在“暴力胁迫”的陈旧框架内，要求受害者必须证明自己曾进行过强烈反抗，却忽视了性侵的本质——缺乏同意。伊藤诗织无奈地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日本文化中，用日语说“不要”会被视为挑逗，所以她被侵犯时只能用英语明确表示拒绝和反抗。但即便如此，案件还是因缺乏“暴力胁迫”的证据，被轻描淡写地认定为“证据不足”。伊藤诗织指出，被害人明确表达“拒绝”就意味着“拒绝”，这是被广泛认可的常识，日本却深陷在古老的文化窠臼中无法自拔。

这一案件中的侵犯者是一名传记作者，同时也是日本政界和媒体界的重量级人物，这使得伊藤诗织的维权之路布满荆棘，案件调查受到多方干预。“调查员前往现场逮捕，但在同一天逮捕令被中止”，调查无疾而终。更令人咋舌的是，侵犯者在电视节目中反咬一口，称是伊藤诗织自己喝醉、编造故事诬陷他。另外，在此之前，伊藤诗织的家人对于她要挺身而出揭露罪恶、暴露隐私的决定，有着诸多顾虑，她的姐姐甚至苦苦哀求她不要做“出头鸟”。虽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纠结后，他们对她义无反顾的举动给予了支持，却也给伊藤诗织带来了深深的无助感和巨大的压力。

在公开身份，尤其是案件不了了之后，伊藤诗织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她不仅要面临媒体的无休止骚扰，还要承受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和人身威胁——他们给伊藤诗织无情地贴上了“受害者有罪论”的标签。伊藤诗织家人的照片都被恶意上传到网络上，一并遭受言语攻击和骚扰。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在记者会上，她神情坚定、声音颤抖地说：“我感觉我尝试了我能用的一切办法，我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那就是和大众公开对话。”之后，她继续提起民事诉讼，并且积极向学生宣讲，用自己的经历去唤醒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勇敢发声迎来改变

伊藤诗织的勇敢抗争和这一备受瞩目的案件，如同一场强烈的风暴，促使日本在2017年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要修订。

依据1907年制定的刑法，强奸罪的认定较为狭隘。其核心在于，必须是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胁迫的手段，致使受害者“无法反抗”。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明显的暴力、胁迫行为，即便受害者处于非自愿状态，也难以被判定为强奸罪。同时，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女性可以成为强奸罪的受害者。

2017年，日本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一次重要修订。此次修订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取消了强奸罪受害者仅限于女性的限制，使得男性遭受侵犯时也能依据强奸罪的相关法律获得保护，这是对性别平等和性权利保护的重要进步；另一方面，将强奸罪的名称由“强制性交罪”改为“非双方自愿性行为罪”，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意味着法律对强奸罪的定义和判定标准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另外，修订后的法律，将性同意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旨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2023年，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强奸罪的界定范围。新立法明确，即便没有身体暴力或恐吓等传统意义上的强制手段，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的性行为也可被认定为强奸。这些情形包括受害者因酒精、毒品作用而失去自主意识，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遭受侵犯，以及在地位不平等、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下被迫发生性行为等。这一系列改革使得日本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性权利保护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受害者的举证难度，增强了法律对性犯罪的威慑力。

2017年9月，伊藤诗织以“因非自愿的性行为而承受精神痛苦”为由，向侵犯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1100万日元。然而，东京第六审查草榴社區会驳回了她的抗诉。她没有放弃，继续上诉，终于在2019年12月18日于东京地方法院胜诉。法院判决侵犯者赔偿330万日元，还驳回了其对伊藤诗织名誉权的反诉。2022年7月8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双方上诉，确认二审判决，认定伊藤诗织遭受性侵害，并要求侵犯者支付约332万日元，为七年的司法博弈画上了句号。

《日本之耻》不仅是一部法律纪录片，更是一部社会文化反思之作。在日本，性侵受害者往往被视为“耻辱”，而施害者则因社会地位和权力得以逍遥法外。这种文化使得许多受害者选择隐忍。伊藤诗织的勇敢发声打破了这种沉默。尽管维权之路充满艰难，但勇敢发声是改变的开始。伊藤诗织的经历不仅激励了无数性侵受害者，也为日本法律的修改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正如影片最后，伊藤诗织所言：“如果你行动了，就一定会掀起波澜。我同时体验到了快乐和痛苦，但是总比沉默好。”